学术成就

184航次首席科学家汪品先,男,1936年11月生,江苏苏州人,海洋地质学家和古气候学家。1960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1981年获洪堡基金在德国基尔大学从事研究近两年,现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2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担当国际海洋研究委员会副主席等学术职务。曾主持973计划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多项重大课题,在西太平洋古环境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对我国海洋地质学的发展以及深海研究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所提出的大洋钻探建议书获得1997年全球排名第一,并作为首席科学家于1999年成功主持了中国海首次的深海科学钻探。在此基础上,发现了大洋碳循环的长周期,提出地球表层系统变化中的“双重驱动”机制,在气候环境演变的理论研究上取得原创性的国际成果。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两百余篇、专著十余本,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亚洲海洋地质奖”以及欧洲地学联盟“米兰科维奇奖章”等多种科技奖励。

一、简  历

汪品先的童年是在南京路畔上海的弄堂里度过的。 成长在战祸的岁月里,又加上八个月就失去父亲,艰难的生活告诉他要用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未来。格致中学的六年,给他的是坚实的理科基础,和学习语言的良机。 格致是上海第一个开设俄语班的中学,再经过毕业后留苏预备班两年的俄语学习,以致1955年进入莫斯科大学不久,他的文稿就在大学广播台播出,批评学生中的不良风气。学习古生物专业的五年里,从北极圈的海洋生物实习到高加索山区的地质考察,汪品先获得了牢固的地质知识。虽然1960年回国等待他的是困难时期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他还是在间隙里学习外语,并且在“文革”后期和同伴们一起争取办海洋地质专业,终于在1970年招生,较早地恢复了研究。

从1970年代起,汪品先对东、黄、渤、南诸海表层沉积中的有孔虫、介形虫和钙质超微化石,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我国各海区现代沉积中上述化石分布格局和环境控制因素。他将一系列定量研究的方法引进化石群的古环境解释,推动了我国古生物研究向定量古生态学的方向发展。同时从中国大河口的特点出发,采用与沉积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我国河口微体化石的搬运埋葬,并推广到欧洲与澳洲。对我国沿海及海区百余口钻孔进行系统分析,主持完成我国第一口海上石油探井的微体古生物分析。这些成果,使文革后第一批访华的美国海洋科学代表团感到惊奇。

80年代中期起,他在我国的古海洋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以西太平洋边缘海第四纪为重点进行古海洋学研究,发现晚第四纪冰期旋回中表层海水温度异常,温差超过同纬度开放大洋区三、四倍,指出是冰期南海半封闭、海流重新组织的结果,说明边缘海在古海洋学上有“放大效应”。

古海洋学是七十年代晚期出现的新兴学科,汪品先在我国率先开设课程,1985年组织短训班,并出版教材、培养出古海洋学博士生,使我国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相当地位。与此同时,他还在西太平洋区进行一系列国际合作交流的组织工作,1988年以他为主筹备、组织的“首届亚洲海洋地质国际会议”,至今已举行六届;先后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西太平洋古地理图”工作组、国际海洋科学委员会“亚洲季风演变的海洋记录”工作组。

他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研究,一方面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希望引起国家的重视并给予足够的支持。正是在他和许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于1998年经国务院领导批准正式加入国际大洋钻探计划(ODP)。与此同时,他提出的在南海追溯东亚古季风史的建议书获得1997年全球排名第一,被国际大洋钻探计划采纳为ODP第184航次,并由他作为首席科学家于1999年初成功主持了中国海区首次的深海科学钻探。1999年2月18日至4月12日,国际大洋钻探船“决心号”在南海实施ODP第184航次,时年62岁的汪品先教授为两位首席科学家之一。这是中国海的首次大洋钻探航次,也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标志着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近年来,他主持“973”科学前沿领域项目“地球圈层相互作用中的深海过程和深海记录(2000-2005)”,发现大洋碳循环的长周期,提出地球表层系统变化中的“双重驱动”机制,在气候演变的热带驱动与大洋碳循环方面取得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成果,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汪品先以所在单位为依托,为我国海洋地质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72年至今,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学科从一群默默无闻的青年人“白手起家”,到现在成为国内外瞩目的研究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汪品先及其同事的努力。1984年,成为我国最早获准建立的“海洋地质学”博士点;1992年,获准成立海洋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0年,成为全国重点学科和上海市“重中之重”,次年又成为全国重点学科;2006年被提升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他身边凝聚了一批杰出的年轻科学家,2003年还以海洋界第一个“创新研究群体”获得资助。

此外,汪品先热爱事业,淡泊名利,献身科学,勇于创新,不断挑战自我,长期奋战在科学第一线,数十年如一日,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他严以律己,为人正直,敢于抵制和反对不良学术风气。作为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多次从战略高度提出我国和上海市地球科学的发展方向、意见和措施,推动了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学术思想与科学贡献

“像汪院士这样的科学家,几十年如一日,潜心学问,并不断取得突破性成就,当之无愧是我们的楷模。”

“汪院士以年逾七十的高龄,仍然怀着对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瞄准国际前沿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创新成就,而且时时处处身体力行,无疑就是科学精神的化身。”

每当汪品先院士被授予又一项荣誉时,同济大学的校领导、老师都会发出由衷感慨。

“对科学的兴趣、对科学探索的好奇,会成为一股强大持久的驱动力,让你几十年如一日,如痴如醉流连在迷人的科学世界,无怨无悔。”这是汪品先教授做科研的切身体会,也是他毕生献身科学的真实写照。

自1960年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学成归国后,汪教授开始投身于祖国的海洋地质研究领域,数十年如一日,执著前行。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春秋,染白了他的鬓发,但对古海洋学事业炽烈的爱却伴随着他一生。正是怀着这份常人难以理解的痴迷、挚爱,他以超凡的意志和执著于科学的精神,矢志不渝地朝着一个又一个新的科学目标进发,让当今国际古海洋学的论坛上有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声音。

他从白手起家,让国际同行由衷赞叹:“中国觉醒了”

汪品先与地质结缘,差不多有半个多世纪。1953年,他从上海格致中学毕业以后,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前苏联留学。1960年从莫斯科大学古生物专业毕业后,汪品先接受分配来到上海,从事海洋地质专业的教学与研究。

海洋地质在当时是个新兴的方向,研究条件之艰苦、简陋可想而知:连个小舢板都没有,更谈不上出海了。

但这并不妨碍汪品先与他的同事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探求地球奥秘的热情与决心。

上海要找天然气,在郊区打起了钻,汪品先与同事们闻风而动,赶到钻井现场,选择几块中意的岩芯,拿回来在显微镜下观察:里面竟有微体化石!赶紧找出从国外回来的教材、资料,对照着一一进行仔细分析。“慢慢的,居然找出了一点规律!”汪品先就此迈出了海洋地质科学研究的第一步。

1972年,汪品先随创办不久的海洋地质专业,从华东师范大学整体迁来同济大学。在此之前,他们刚刚招收了第一批十几名工农兵大学生。而国家对海洋地质人才发出了迫切的需求信号:苏北开始找油了,还要在海上找油!国家探寻资源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

刚刚搬迁到同济大学,研究条件并未有任何改善,但汪品先与被自己称为是地质连队的同事们,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开始分析黄海钻探取上来的海底沉积物。

没有设备,没有实验室,吃饭的大搪瓷碗就有了新的用途———淘洗泥巴。先泡开,然后去厕所,水龙头下像淘金子一样,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淘洗。淘洗剩下来的砂粒拿到显微镜下,寻找微体化石。

几年后,学校终于给分了个“实验室”———一个闲置的大车间。

可这是怎样的实验室呵!冬天,室内与室外的温度没有差别,几个小时显微镜看下来,被冻得早已失去知觉的脚长时间没法恢复过来;夏天,与车间一墙之隔附近公社的垃圾堆,滋生了成群蚊蝇,伸手一抓一把。

但是,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多少个日日夜夜,分析了多少万枚从黄海、东海取回的样品遴选出来的微体化石,已经没有人记得清楚。

正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汪品先完成了学术生涯中最初的研究和积累。这也正是我国在海洋微体古生物领域最早的研究和积累。这些重要研究成果包括:一是通过微体化石系统地进行古环境研究,圆满完成我国第一口海上石油探井的微体古生物分析任务;二是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微体化石埋藏学的研究,揭示中国各海区沉积中钙质微体化石的分布格局及其控制因素,提出了识别海相、咸水湖与淡水相的标志及其重要性;三是引进了多种定量古生态研究方法,推动我国微体古生物研究朝定量古生态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汪品先十多年的勤奋和积累开始得到释放,并很快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1978年,汪品先随当时国家石油部组织的石油地质代表团出访美国和法国。这次访问,不仅让汪品先更加坚定了从事微体古生物研究的决心,也让外国同行首次认识了来自中国的学术界同行。

回到国内以后,汪品先开始了对“微体化石”更加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很快,由他执笔的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专著,在国内出版;紧接着,1985年,汪品先完成了该书的英文版,由中、德两国联合发行。

“中国觉醒了!”法国一家刊物首先发表对此书的述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表达了对这一成果的肯定和惊叹。接着,国外同行对此书好评如潮,美国“科学”等十数家刊物竞相介绍这一用国际眼光勾画的我国陆架浅海微体化石分布图。

他不仅长年潜心专注于东亚季风研究,还关心并亲自推动亚洲海洋地质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1988年以他为主筹备、发起并在同济大学召开了“首届亚洲海洋地质国际会议”,该会每四年一届。他还先后组织政府间海洋委员会“西太平洋古地理图”工作组、国际海洋科学委员会“亚洲季风演变的海洋记录”工作组。正因为他20年来对亚洲海洋地质研究和国际合作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2008年9月在第六届亚洲海洋地质国际会议上,汪品先院士荣膺“亚洲海洋地质奖”。

中国“向深海大洋进军”,他是积极的鼓动者和实践者

“回顾当初,走东亚西欧,闯澳洲南北,一心一意追查河口海岸有孔虫的分布,但由于没有高层次的科学理念,纵然想方设法引进新方法,取得新资料,说到底还是个低层次的‘集邮迷’。如今,虽然耍的还是微体化石的‘雕虫小技’,但已经懂得从一滴水去看大海,‘上穷碧落下黄泉’去追寻原因,探索机理,尝到了学当自然界‘侦探’的滋味。”多年以后,汪品先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

其实,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正当汪品先凭着在微体古生物领域的卓越工作,不断为祖国赢得国际声誉的时候,他已经清醒认识到,微体古生物研究虽然是基础,“但不是古海洋研究的大方向”。

20世纪晚期,地球科学的突破主要来自深海。放眼国际海洋科学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目光投向那一片片蔚蓝色的浩瀚的深海大洋。尽管自身尚不具备条件,但汪品先教授还是想通过参与国际合作,来研究深海地质。经过努力,他十分幸运地间接拿到了美国在南海取得的深海沉积样品,于是他从微体化石分析入手,通过与剑桥大学的合作,于1986年建立起南海第一个古海洋学剖面,找到了南海古海洋学的特点。

汪品先教授认识到,要真正进入到国际古海洋研究的前沿领域,必须“走向深海大洋”。他同时深知,向深海挺进并要取得大的建树,没有国家的支持不行。为此,他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研究,一方面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广泛建言、呼吁,寻求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正是在他和许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于1998年经国务院领导批准正式加入大洋钻探计划(ODP)。

大洋钻探计划是个开放型的国际合作计划,加入了也不等于就来打钻:该项计划中每年6个、每个耗资700多万美元的钻探航次,是要经过国际专家们投票从各国提交的大量建议书中择优选定的。因此,汪品先很早就开始考虑钻探计划的具体内容:提交什么样的报告才能打动国际专家们?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讨论,汪品先抓住了中国背靠青藏高原、面迎东亚季风的特色,联合了国内其他科学家,于1995年底向国际大洋钻探学术委员会提交了“东亚季风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意义”建议书。1996年底经修改后,在1997年度国际大洋钻探学术委员会的全球建议书评审中获得第一名,被正式列为国际大洋钻探ODP184航次。

这光荣一页当永载中国地球科学史册。1999年2月18日至4月12日,ODP184航次如期在中国南海实施。时年62岁的汪品先教授是该航次两位首席科学家之一。这是中国海的首次大洋钻探航次,也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设计和主持的大洋钻探航次。该航次在南海的南沙和东沙深水区6个站位钻井17口,取得高质量的连续岩心5500米,实现了中国海区深海科学钻探零的突破,为南海演变和东亚古气候研究取得了3200万年的深海记录。标志着我国这一领域已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南海大洋钻探航次之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古季风的海洋记录”的支持下,汪品先领导的项目组完成了30多个实验项目的6万多次分析,对所取得的深海钻孔剖面样品开展了全面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和创新性的成果,使我国古环境研究实现了陆地与深海的结合,进入了探索全球问题的新领域。一是建立了西太平洋区最佳深海地层剖面,第一次为亚太地区的环境演变获得了系统的高质量的海洋纪录,并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2000多万年以来轨道尺度气候周期性的演变;二是揭示了热带过程在碳循环及气候周期演变中的作用,提出了低纬和高纬相互结合、水循环和碳循环互动以及短周期和长周期相互叠加综合控制冰期气候巡回的新认识,对预测未来气候演变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取得了东亚季风演变的深海记录,首次在长时间尺度上实现了东亚季风历史的海陆对比。此外,还取得了南海演变的沉积证据,使人们对于南海现代格局的形成具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其中尤以第二个方面最具有挑战性,涉及气候演变原理中的核心问题。

2003年该项目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的结题验收,综合成绩被评定为“特优”。基金委以简报专题介绍了研究成果,并认为,该项成果的取得,“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科学大洋钻探和深海研究中的学术地位”。中科院权威期刊《科学通报》也为此在同一期中专门刊载了三篇长文,综述南海大洋钻探的研究成果。

“这是中国地质科学历史上一件开创性的工作!”著名地学家、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如此点评!

南海大洋钻探催生的效应还不止于此,中国海的首次科学钻探带动了我国的深海基础研究,并初步建立起了我国深海研究的一支队伍和一套深海沉积基础研究的方法,使我国一跃成为该领域国际群体中的积极成员。

由于汪品先院士等众多科学家的积极呼吁,以及中国加入ODP计划短短几年便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使得2003年10月开始的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从一开始便有了中国的参与。IODP计划中国办公室2004年初在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挂牌。

2005年底,汪品先主持的“973”科学前沿领域项目“地球圈层相互作用中的深海过程和深海记录”,通过结题评审。在五年研究过程中,由全国11个实验室相关人员组成的课题组,在气候的热带驱动与大洋碳循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为地球表层系统变化提供了一种新机制,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面对着当今世界气候环境的不断恶化,各国都在寻找气候变迁的原因和规律。欧美科学界已提出了“后天“ 理论,他们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因为全球温盐环流减弱,有可能在北大西洋被切断。因此,北大西洋是地球气候变化的开关,北大西洋北部的高纬度冰带是全球冷暖的“策源地”。但随着科学探索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意识到,太平洋西部的热带同样能决定冷暖,东亚季风便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汪品先课题组提出全球气候长期变化有两个关键:“开关”在北大西洋北部,而“引擎”在西太平洋暖池。现在,汪品先教授和他的课题组正在为全面论证他们的“引擎”假说继续努力。

在科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深远的同时,汪品先对中国要进一步加大力度“走向深海大洋”的呼吁也更加强烈。他认为,中国虽然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地球科学研究队伍之一,但长期以来缺乏深海大洋研究的力量。因此,深海研究在学术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地球科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应用上也难以适应国际海上权益与资源之争的形势。

实际上,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地球科学的突破点,主要在于深海研究。尤其1994年国际海洋法公约生效以后,对专属经济区以外深海大洋的国际竞争日趋剧烈。此外,美国正在讨论要将海洋投入增加一倍,日本建造了比美国大三四倍的大洋钻探船,欲在海上争雄,韩国也提出“海洋开发的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目标,走向国际竞争。

为此,他多方呼吁,无论从国家需求或者从我国实力出发,目前都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候,“重新考虑我国在国际地球科学中定位,已经迫在眉睫。”

他带领团队做出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工作,被国外地学界深深铭记。2007年,欧洲地学联盟“米兰科维奇奖”被授予汪品先教授,以表彰他“对西太平洋古海洋学发展和古季风研究,特别是中国南海古季风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他也成为中国获欧洲地学联盟奖项的第一人。该奖也是当前古海洋学和古气候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奖项。

2007年9月,,由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综合大洋钻探(IODP)办公室主办的第九届国际古海洋学大会,在上海举行,来自近40个国家的500多名古海洋学科学家齐聚一堂,交流、展示全球大洋基础研究成果,探讨未来海洋环境、资源研究前景。作为代表国际古海洋学界最高学术水平的盛会,首次在中国召开,是中国海洋科学快速发展、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的重要标志。

面对新一轮海洋竞争,他积极推动深海观测系统建设

年逾七旬,仍坚持站在科研第一线,不懈前行。进入21世纪,海底观测系统的竞争成为围绕海洋的国际之争。面对新的发展势态,作为科学家的使命感又油然而生:“在新一轮的海洋竞争中,我们要尽早介入,不要再走‘迟到’的老路了!”

为了在竞争中赢得主动,近两三年来,在汪品先教授的全力推动下,海底观测系统的建设成为同济大学海洋科学的新亮点。

利用先进的观测平台,进行科学数据的采集,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船只进行的海洋调查受到了船时与舱位、天气和数据迟到等种种局限,只能进行短时或瞬间的离散观测;遥测遥感又主要局限于海水顶层,近年来,一种全新的海洋观测系统——海底观测系统应运而生,成为国际海洋研究的又一新热点。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途径,也就是在海底建设观测系统,相当于将实验室建在了海底,从海底的实验室通过电缆或光纤将数据传回大楼中的科学家,科学家可以在大楼里通过网络实时监测自己的深海实验并可作多年连续自动化观测,尤其是在极端恶劣天气情况下,实验设备可冒着危险及时监测到风暴、藻类勃发、地震、海底喷发、滑坡等各种突发事件,获得大量宝贵的数据。

在汪品先教授看来,海底观测系统的全面建设,即便在发达国家目前也才处于起步阶段,如果我国能够立即部署、尽快行动,完全有可能在这场新的海上竞争中争得主动,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取得话语权。“在上海建立海底观测网络研究共享平台”的想法,应运而生。这将成为推动海洋学研究的又一次革命。

2009年初,由同济大学海洋学院主持建设的国内首个海底观测平台第一期工程,将在长江口外开建,电缆一公里长,水深三四十米深。主要为研究长江口的泥沙输运问题、海洋的生态环境变化以及地震监测。按照规划,下一步浅水观测站还将进一步走向深海。

作为我国古海洋学研究领军人物,他的影响日渐深远

“汪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海洋地学事业。”

“汪院士对学生严格是出了名的,无论学位论文还是小论文,不经过多次修改是过不了关的。而且,每次修改,汪院士都会在论文的每一页上,用很小的字、密密麻麻提出许多修改意见。”

“汪院士对学科前沿的把握,是实实在在通过自己对文献的阅读来获取的。经常我们会在学科组内部的信息交流平台上,读到汪先生整理的对某一学术前沿问题的文献综述,供有兴趣的学生进一步研究参考和阅读。”

“教书是汪先生学术研究之外的最大爱好。即使现在,每年他仍坚持亲自为研究生上《地球系统科学》必修课。而且,一届一届研究生下来,从来不会简单重复,每次都有新的内容,融入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并且每一堂课他都亲自准备PPT,从不让人代劳。”

“汪先生的课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他总是在讲授教材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东西,特别是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很有吸引力。”

“汪院士很少给我们学生语言上的说教,但他的亲身行动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科研,什么叫努力,什么叫勤奋。”……

这些,是海洋学院的老师,汪品先的同事、弟子的直观评价。

汪先生的夫人孙湘君退休前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孢子花粉的我国著名古植物学家,2003年从北京退休后,成为同济大学兼职教授。从孙湘君教授的口中,我们还可以听到更多关于汪院士的生活细节,尽管孙教授说她对汪院士不无“怨言”:

“如果我在家的话,他一年到头,大概只有一个晚上会在家里看电视,那就是大年三十。因为他,现在每个星期,从周一到周日,我也总是呆在办公室。”

“我们的孩子,从小到大,汪先生从来没有在生活上直接关心过他们。无论小学,中学,大学,还是后来出国,都是我一个人在关心。我曾经劝说过他,要关心一下孩子的成长,他总是说:不用管,我们的行动,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过,孩子们都很优秀,从来不用我们太多操心。这一点我很自豪。”

“我们牛郎织女40年,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两个人都不愿意放弃各自事业的原因。汪先生是研究海洋地质的,在上海更合适,我是研究植物的,在北京有更好的环境。汪品先曾经说过,如果没有了事业作为依托,那么家庭生活就不可能真正幸福、美满。或许也正因为我们两地分居,汪品先从来不用为家庭琐事分心。对此,我们从不后悔。”

无论孙教授以怎样的口吻从生活上评说自己的老伴,但有一点她说得很直接:“汪先生对所从事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兴趣,从来不知疲倦。尤其他对学生的培养,更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确实,对于汪品先而言,在数十年身体力行执著于国际前沿问题研究之外,生活中还有一个最大的乐趣,就是物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把他们带入国际海洋研究的前沿,出成果,出好成果。”如今,他的周围已经凝聚了一支结构合理、专长各异的学术队伍。其中光是正教授和研究员就有十余人。兵强马壮,不言而喻。这也是令汪品先院士特别感到欣慰的事情。

为了让年轻人快速成长,让他们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崭露头角,汪品先院士从来不遗余力。无论是同济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或者后来加入梯队的同事们,都能够深深感受到汪品先院士对自己的赤诚关爱。同济的海洋地质,近年来连续拿下了国家重点学科、海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由翦知湣、郑洪波、周祖翼等组成的团队,成为海洋科学界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创新群体。汪品先所带博士生中,先后有两位的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优”,三位获得了德国的洪堡奖学金。

他的学生、现任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翦知湣教授,对此深有感触:“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要求所有做出来的成绩成果都是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他总把年轻人放在一些重要的工作岗位,让他们担当重任、快速成长;与此同时,他又总是尽己之所能,把学生推向国际前沿。”

1989年,第三届国际古海洋学大会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26岁的王律江以汪品先博士研究生的身份,用流利的英语阐述着南海古海洋学研究的新进展。精彩的报告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结束时,赢得满场掌声。会后,剑桥大学地质系主任麦开武教授找到汪品先说:“这是我至今听到的东方人最好的报告。”会议主持人说:“你很聪明!这样做就把年轻人介绍给了大家。”参加此次会议的许多都是世界顶尖地质专家。

1989年,王律江完成了名叫《晚第三纪晚期海水表层温度历史———一种转换函数新方法的试验》的博士论文,论文以深海钻探太平洋深海样品的定量分析为基础,提出用“目标转换函数”的新方法计算古温度,把利用浮游有孔虫定量估算表层海水古温度方法的应用范围向前推进了几百万年。汪品先把论文给古海洋学两位国际权威评审,论文获得了极高评价:“放在我们那里也属于最高的5%“。

留校后,1992年,王律江获洪堡奖学金赴德国基尔大学进行大西洋古海洋学研究工作,1997年由德国赴日本北海道大学,从事古海洋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他是唯一两次在国际古海洋学会上作大会报告的东方青年科学家,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国际古海洋科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让汪品先感到沉痛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海洋学家,却在1999年为自己所热爱的海洋研究事业,在南海进行潜水采样时失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噩耗震动了国际古海洋学界,十几个国家数十位同行发来唁电,深深地哀悼。

目前在西太平洋深海研究领域,汪品先正带领着“国家队”在国际竞技场上争雄,但汪品先并未因此而满足,而是不断寻找新的突破口。“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海洋事业正在经历着六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机遇。抓住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海洋与陆地的结合,地学与生物学的结合,争取突破性的成果,就有可能在海洋科学上振兴华夏。”他说。

三、汪品先主要论著

汪品先等, 我国东部新生代几个盆地半咸水有孔虫化石群的发现及其意义[J]. 地层古生物论文集(第二辑), 197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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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P., Samtleben,C., Calcareous nannoplankton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the East China Sea[J]. Marine Mciropaleontology, 1983, 8: 249-259.

Wang, P., et al., Marine Micropaleontology of China[M]. China Ocean Press & Springer-Verlag, 1985.

汪品先等, 十三万年来南海北部陆坡的浮游有孔虫及其古海洋学意义[J]. 地质学报, 1986, 60(3): 215-225. Wang, P., et al., Planktonic foraminifera in the continental slope of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last 130,000 years and their paleoceanographic implications[J]. Acta Geologica Sinica (Trial English Edition), Beijing, 1986, 60: 1-11.

汪品先等, 东海底质中的有孔虫和介形虫[M], 海洋出版社, 1988.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古海洋学概论[M], 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 316页.

Wang, P., Neogene stratigraphy and paleoenvironments of China[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1990, 77: 315-334.

Wang, L., Wang, P., Late Quaternary Paleoceanograph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glacial-interglacial contrasts in an enclosed basin[J]. Paleoceanography, 1990, 5(1): 77-90.

Wang, P., et al., Late Quaternary paleoceanograph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urface circulation and carbonate cycles[J]. Marine Geology, 1995, 127(1/4), 145-165.

Wang, P., Response of western Pacific marginal seas to global cycles: Paleoceanographic and sedimentological features[J]. Marine Geology, 1999, 156(3/4):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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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学术成就”

  • 李元森 says:

    汪老,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
    深海,是我们青年探索的天空!

  • 郑西涛 says:

    汪先生作为海洋事业的前辈,在上海的海底建设海底观测实验室是开创性的探索。如果在海中大量地布置各种声纳探测器,并定期地采集信号,将会使观测范围扩大到近海岸主要区域。我们上海海洋大学正在研制模块化的声纳探测器,可望低成本地解决大量探测设备的布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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